他眼中的国家并非简单的地域概念或者是基于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体，而是一个以法为纲、以耕战为基、有着明确层级与分工，且目标指向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有机整体。
商鞅认为，国家的存在首先依赖于一套完善且严格执行的法律体系。
法律如同国家的筋骨，支撑起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
在秦国变法之前，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各阶层行事缺乏统一规范，贵族凭借特权肆意妄为，普通百姓也无所适从。
商鞅推行变法后，制定了细密严苛的法律条文，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被纳入到这个法网之中。
例如，在秦国的法律规定下，无论何人，若盗窃他人财物达到一定数额，都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这就使得整个社会有了清晰明确的行为准则，国家也因此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一盘散沙逐渐凝聚成一个有着统一规范的整体。
同时，耕战在商鞅的国家观念里占据着核心地位。
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只有充足的粮食产出，才能养活庞大的人口，支撑起频繁的战争以及维持国家的稳定运转。
他主张大力开垦荒地，鼓励百姓积极务农，像规定一家之中如果有两个成年男子却不分家，赋税就要加倍征收，目的就是为了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增加粮食产量。
而战争则是国家拓展领土、获取资源、彰显实力的重要手段，秦国通过军功爵制激励百姓踊跃参军作战，使得秦国军队战斗力不断提升，国家也在对外征伐中不断扩大影响力，一步步走向强盛。
从层级与分工角度来看，商鞅构建了一套以君主为核心，以各级官僚为辅助，民众各司其职的体系。
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负责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如秦孝公在商鞅变法期间，坚定地支持变法举措，为秦国的变革掌舵定向；各级官僚则负责具体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像秦国的县令等地方官员，要严格按照中央下达的关于开垦荒地、征收赋税等政令去执行，确保国家的意志能够贯彻到基层；民众则按照法令要求，或专心务农，或英勇作战，为国家贡献力量。
整个国家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有着自己的职责，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剖析商鞅所秉持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理念，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且极具争议性。
一方面，商鞅强调民众是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重要工具和资源。
在他看来，民众的力量需要通过合理的引导和组织才能转化为国家的实力。
比如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引导民众将精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国家就能收获更多的粮食，这不仅保障了民生，更是为战争储备了充足的物资。
而军功爵制则是将民众的尚武精神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引导到对外征战上，使得秦国军队人数不断扩充，战斗力日益增强。
以秦国的普通百姓为例，原本很多人可能只是守着自家的几亩薄田，过着平淡的日子，或者无所事事，没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但在商鞅变法的激励下，他们看到了通过辛勤耕种可以免除劳役赋税，通过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能够获得爵位、田宅，于是纷纷积极投身到耕战之中，成为了秦国崛起的坚实力量。
另一方面，商鞅又有着“弱民”的思想，认为民众如果过于强大，有过多的私念和自由，就会对国家的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所以他主张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来限制民众的某些行为和思想，使其处于一种相对“弱”的状态，便于国家进行管理和驱使。
例如，商鞅严格限制民众的迁徙自由，规定百姓若无特殊许可，不得随意离开自己所在的郡县，这样就能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同时也避免了人口流动可能带来的治安等问题，让国家能够牢牢掌控民众，使其按照国家的意愿去行动。
然而，这种“弱民”思想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从积极的角度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秦国通过这种方式确实迅速整合了国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实现了短时间内的强大。
但从民众个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部分权益受到了限制，自由受到了约束，生活被严格规范在国家设定的框架内，缺乏足够的自主性。
三、商鞅国家观念形成的背景因素商鞅的国家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战国时代背景之中。
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不断，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弱肉强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秦国地处西陲，在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上起初并不占优势，周边面临着诸多强大的诸侯国的威胁，同时国内还存在着旧贵族势力尾大不掉、经济发展滞后、军事力量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样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矛盾交织的情况下，秦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提升国力、凝聚全国力量的理念和方法。
商鞅游历各国，目睹了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及其兴衰成败，深知传统的依靠血缘关系维系、以礼治为主的国家治理方式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己经难以为继。
比如当时一些中原诸侯国，虽然文化底蕴深厚，讲究礼仪传统，但在面对战争时却显得软弱无力，因为礼治无法有效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去参与战争和发展经济。
商鞅认识到，只有打破旧有的阶层固化，建立起一套以功利为导向、以法治为保障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激发全体国民的潜力，让秦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而且，当时的思想界百家争鸣，法家思想强调的严刑峻法、重视实际功效等理念，为商鞅提供了理论滋养，使其能够在秦国的土壤上，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观念。
西、商鞅国家观念在秦国实践中的体现及影响商鞅的国家观念在秦国的变法实践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贯彻，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影响。
在政治层面，以法治国的理念得以彻底施行。
秦国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法律执行体系，各级官员严格依法办事，不再像以往那样凭借个人意志或者贵族的特权来处理政务。
例如，在司法审判方面，无论案件涉及何人，都要依据法律条文进行公正的裁决，这使得秦国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清明公正，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经济上，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让秦国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秦国的耕地面积在变法后大幅增加，粮食产量连年丰收，不仅满足了国内民众的生活需求，还能为长期的对外战争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
像关中地区，原本有很多荒地，经过商鞅变法鼓励开垦，逐渐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成为秦国的重要粮仓，支撑起了秦国不断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军事方面，军功爵制激发了民众参军作战的热情。
无数出身低微的百姓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投身军旅，奋勇杀敌。
白起、王翦等名将就是在这样的制度激励下成长起来的。
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升，从之前在与魏国等强国作战时的屡战屡败，转变为后来的战无不胜，接连攻占了他国大量的领土，使得秦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在诸侯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然而，商鞅的国家观念在实践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不少阻碍和问题。
旧贵族势力对变法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贵族习惯了以往的特权生活，变法使得他们的世袭权力被削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例如，公子虔作为太子的老师，因太子触犯新法，他也受到牵连被割去了鼻子，这引发了旧贵族对商鞅的强烈不满和仇恨，他们多次在秦孝公面前诋毁商鞅，试图阻挠变法的继续推行。
而且，商鞅的“弱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便于国家管理，但也导致了民众对变法存在一些抵触情绪，部分百姓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过度约束，缺乏自由，只是成为了国家实现目标的工具，这种情绪若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变法的深入实施。
五、商鞅国家观念对后世的启示与借鉴商鞅的国家观念虽然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但其中蕴含的诸多思想精华，对后世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国家治理方面，其以法治国的理念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建立起完善且公正的法律体系，让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规范权力运行的基石。
比如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通过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从经济交易到民事纠纷，从刑事犯罪到行政权力的行使，都有法可依，确保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重农抑商思想虽然在现代己不完全适用，但其中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依然值得借鉴。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任何时代都至关重要，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前提。
同时，对于现代国家来说，重视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这与商鞅强调的稳固国家根基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而商鞅关于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思考也提醒我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关系。
既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民众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要充分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尊重民众的个性和自由，避免过度压抑民众而引发社会矛盾。
例如，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只注重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而忽视了民众个体生活质量提升和权益保障的情况，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发展的受阻。
总之，商鞅的国家观念犹如一座思想宝库，我们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去挖掘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不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部分，让其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启迪智慧、助力国家发展的作用。
六、案例对比分析商鞅国家观念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差异与儒家的国家观念相比，儒家强调以仁政、德治为核心，认为君主应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推行仁爱的政策来感化民众，进而实现国家的治理和繁荣。
例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希望统治者用道德的力量去凝聚人心，让民众自觉地遵循社会秩序。
而商鞅则更注重通过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来规范民众行为，认为依靠道德感化在乱世中难以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秦国当时面临着外部强敌环伺，如果单纯依靠德治，无法快速调动民众投入到耕战之中，所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以法治国、以功利诱导民众的方式。
道家的国家观念倡导无为而治，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社会和民众的生活，让社会在自然的状态下发展，这样反而能达到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
商鞅的做法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去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鼓励开垦荒地到规范商业活动，从建立军功爵制到限制民众迁徙，都是在对国家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度的、有目的的调控，以实现国家快速发展的目标。
墨家的国家观念侧重于兼爱、非攻以及尚贤等思想，提倡人们要平等相爱，反对战争，选拔贤能之人治理国家。
商鞅所处的秦国则是将战争作为提升国力、拓展领土的重要手段，通过军功爵制鼓励民众积极参战，而且在选拔人才方面虽然也看重才能，但更侧重于其在耕战方面的贡献，与墨家的理念大相径庭。
通过这些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商鞅国家观念的独特性以及其在战国那个思想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符合秦国实际发展需求的选择，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国家观念，引领着秦国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富国强兵之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商鞅变法遇到的阻碍及斗争一、变法背景下旧贵族势力的***战国时期，各国为求生存与发展纷纷寻求变革之路，秦国也不例外。
商鞅变法正是在秦国渴望摆脱落后局面、崛起于诸侯之间的迫切需求下应运而生。
然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阻碍，其中最为顽固且强大的阻力便来自旧贵族势力。
秦国的旧贵族长期以来凭借世袭的爵位和特权，掌控着大量的土地、财富以及政治权力。
他们习惯了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无需通过真才实干或对国家有实质性的贡献就能维持自己的地位。
例如，那些世袭的卿大夫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中的高位，他们的子弟可以轻易入朝为官，并且依靠家族的庇荫获取丰厚的俸禄和封地，却未必真正关心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百姓的生活状况。
商鞅变法中诸多举措首接触动了旧贵族的核心利益。
首先，废除世卿世禄制这一举措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打破了旧贵族们世代传承的特权根基。
以往他们凭借出身就能稳坐高位、享受荣华富贵，而军功爵制的推行意味着爵位和待遇将不再由血缘和出身决定，而是要靠在战场上斩获军功来获取。
这使得那些毫无军功却养尊处优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特权的危机，他们自然是极力反对。
以公子虔为例，他身为太子的老师，在秦国的贵族阶层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时，按照商鞅“刑无等级”的法治理念，公子虔作为太子的教导者难辞其咎，被依法处以劓刑（割鼻之刑）。
这一事件不仅让公子虔本人遭受了巨大的身体和名誉上的伤害，更是在旧贵族群体中引起了轩然***。
他们看到连公子虔这样身份尊贵的人都因新法而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深感自身的特权地位不再稳固，对商鞅和变法的仇恨与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此外，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政策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商业活动的限制，但也间接影响到了一些贵族的利益。
部分贵族通过参与商业经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获取了巨额财富，而商鞅变法对商业的抑制，使得他们的这一财路受到了冲击。
同时，变法鼓励开垦荒地，使得原本一些被贵族闲置或者霸占的土地有了被重新分配利用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极为不满，觉得自己的既得利益被侵犯。
旧贵族们为了***变法，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对抗。
一方面，他们在朝堂之上公然与商鞅辩论，试图以传统的观念和旧有的秩序为由，说服秦孝公放弃变法。
比如甘龙、杜挚等贵族大臣，在秦孝公召集商讨变法事宜时，就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观点，认为应该遵循祖宗之法和传统礼仪，不应轻易变革，试图从思想层面否定商鞅变法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他们在背后散布谣言，蛊惑民心，向百姓宣扬变法会带来灾祸，扰乱社会秩序，让百姓对变法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企图以此来破坏变法在基层的推行。
二、民众层面的不解与抵触情绪商鞅变法虽然从长远来看对秦国的整体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初期，也面临着来自部分民众的不解与抵触。
在思想观念上，秦国百姓长期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之下，习惯了按照以往的方式生活和劳作。
对于商鞅所推行的一系列全新的政策和理念，他们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
例如，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旨在促进农业发展，但对于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小商贩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生计受到了限制，原本可以通过买卖货物赚取利润的途径被切断，他们自然会对变法产生不满。
而且，商鞅的“弱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民众行为的诸多限制上。
比如严格限制民众的迁徙自由，百姓若没有官方许可，不能随意离开自己所在的郡县。
这对于一些渴望外出寻找更好生活机会或者有着其他合理出行需求的民众而言，无疑是一种束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自主性，仿佛被禁锢在了一个固定的区域内，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模式去生活和劳作。
在变法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政策的实施初期也给民众带来了压力。
例如，军功爵制虽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通过战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战争本身是残酷且伴随着巨大风险的。
许多家庭担心家中子弟参军后有去无回，对于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军旅存在顾虑。
同时，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商鞅规定了严苛的赋税和劳役制度，对于那些劳动力不足或者生产效率不高的家庭来说，要完成规定的赋税任务变得十分艰难，这也使得他们对变法有所怨言。
民众的抵触情绪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对变法的深入推进造成严重阻碍。
因为变法最终需要依靠广大民众去落实，如果民众消极对待，甚至故意违抗，那么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商鞅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推行变法时，一方面通过严格执法，对违反新法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以彰显法律的权威性，让民众不敢轻易违抗；另一方面，也通过一些实际的奖励措施，如对积极开垦荒地、生产粮食多的农户给予免除劳役赋税等优惠，逐步引导民众看到变法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好处，从而慢慢转变态度，接受并参与到变法之中。
三、变法阵营内部的分歧与挑战尽管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有着坚定的核心领导，但在变法阵营内部，其实也并非完全铁板一块，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与挑战。
在变法的具体策略和实施步骤方面，商鞅的一些主张并非能得到所有支持者的认同。
比如，在推行新的法律条文时，一些参与变法的官员认为应该循序渐进，先在小范围内试点，待取得一定成效且民众适应后再全面推广，避免因过于激进而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
然而，商鞅出于对秦国当时紧迫的外部形势以及国内发展需求的考虑，坚持要迅速、全面地推行变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增强国家的实力以应对诸侯的威胁。
这种在变法节奏上的分歧，导致了变法阵营内部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协调不一致的情况。
一些地方官员可能在执行时会有所保留，没有完全按照商鞅所要求的力度去落实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变法的效果和推进速度。
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开展，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变法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例如，在对待那些因触犯新法而受到惩处的贵族和民众的后续管理上，有的官员主张应该给予一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教育和引导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为变法服务；而商鞅则更强调法律的严肃性和不可动摇性，认为一旦触犯法律就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惩处，不能轻易开恩，否则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让其他人有侥幸心理，不利于变法的持续推进。
这些内部的分歧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很容易被外部反对势力所利用，进而影响到整个变法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商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凭借着自己的权威和对变法理念的坚定信念，不断地与内部人员进行沟通、协调，同时通过秦孝公的支持，统一思想，确保变法能够按照既定的方向和节奏稳步前行。
西、外部诸侯势力的干扰与遏制秦国的崛起以及商鞅变法所带来的国力增强，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警惕和不安，他们担心秦国强大后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纷纷采取措施试图干扰和遏制秦国的变法进程。
在外交上，一些诸侯国联合起来对秦国进行孤立和施压。
他们通过外交手段，在国际场合贬低秦国的变法举措，宣扬秦国变法是违背祖宗之法、破坏传统秩序的行为，试图让其他国家对秦国产生负面看法，减少与秦国的交往和合作。
例如，魏国、韩国等国曾多次在诸侯会盟等场合，暗示秦国的变法是一种“离经叛道”之举，鼓动其他诸侯国不要与秦国结盟或者进行贸易往来，以此来限制秦国在外交上的发展空间，给秦国的外部环境制造压力。
在军事上，部分诸侯国趁秦国忙于国内变法、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之际，发动边境侵扰战争，试图打乱秦国的变法节奏，消耗秦国的国力。
比如魏国就时常在秦魏边境挑起小***，派遣军队掠夺秦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和财物，使得秦国不得不分兵驻守边境，分散了原本可以集中用于国内建设和变法推进的人力、物力资源。
面对外部诸侯势力的干扰，商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在外交方面，他建议秦孝公一方面积极与一些相对弱小且与秦国没有首接利益冲突的诸侯国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互通有无、互派使节等方式，打破其他诸侯国的孤立包围圈；另一方面，向那些对秦国变法持观望态度的大国展示秦国变法后的强大实力和发展潜力，让他们不敢轻易对秦国采取进一步的遏制行动。
在军事上，商鞅加强了秦国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建设，同时利用军功爵制迅速扩充军队，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新军，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保卫了秦国的边境安全，确保变法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下继续推进。
五、商鞅与反对势力的斗争策略及影响面对来自旧贵族、民众、内部阵营以及外部诸侯等多方面的阻碍和反对，商鞅采取了多种斗争策略来维护变法的顺利进行。
在对待旧贵族势力上，商鞅秉持着“法不阿贵”的原则，毫不留情地依法对违法乱纪、***变法的贵族进行惩处，以公子虔被刑一事为例，这一举措虽然引发了旧贵族的强烈仇恨，但也向整个秦国社会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让众人明白在新法面前，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视同仁。
同时，商鞅积极争取秦孝公的持续支持，通过向秦孝公阐述变法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己经取得的成效，让秦孝公坚定信心，不为旧贵族的谗言所动摇，始终站在变法这一边，为商鞅提供坚实的后盾。
对于民众的抵触情绪，商鞅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
在“威”的方面，严格执行法律，对违反新法的行为严惩不贷，让民众不敢违抗；在“恩”的方面，通过实施奖励耕战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变法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从而逐渐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例如，对于那些积极响应开垦荒地政策、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农户，商鞅兑现承诺，给予他们免除赋税、赏赐财物等奖励，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看到了变法带来的实惠，主动参与到变法当中。
在处理变法阵营内部的分歧时，商鞅通过组织定期的会议、研讨等活动，与各级官员深入交流变法理念和实施细节，用自己对秦国形势的透彻分析以及对变法前景的清晰描绘，说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官员，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确保整个变法团队能够齐心协力地推动变法向前发展。
面对外部诸侯势力的干扰，商鞅一方面运用外交智慧，巧妙地化解外交危机，改善秦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军事建设，提升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让其他诸侯国不敢轻易对秦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保障了变法所需的外部稳定环境。
商鞅的这些斗争策略虽然在当时有效地应对了各种阻碍，使得变法能够在秦国持续推行下去，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
他对旧贵族的严厉打击，使得自己树敌众多，在秦孝公去世后，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便立刻遭到了旧贵族的疯狂报复，最终落得个车裂的悲惨下场。
而在民众层面，虽然通过奖励等手段逐渐赢得了支持，但“弱民”思想等一些较为强硬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部分民众对变法存在着复杂的情绪，影响了变法在基层的深入扎根。
不过，从整体历史发展来看，商鞅变法最终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秦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诸侯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历史影响深远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