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夜雨过后，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哗啦啦落了一地，踩上去发出干脆的声响，带着湿漉漉的凉意。
李卫国紧了紧身上那件洗得发薄、领口磨得起毛的旧夹克，把帆布包抱在胸前，埋头快步走向图书馆。
这是他一天中最熟悉的路，熟悉到闭着眼都能数清路上的方砖。
推开图书馆厚重的玻璃门，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夹杂着旧书特有的油墨、纸张和一点点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味道让他紧绷的神经奇异地松弛下来。
他轻车熟路地走向那个靠窗的角落——那是他的“据点”。
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磨得发亮的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他总是第一个抢占这里，仿佛这片被阳光眷顾的角落，是他与这个陌生世界之间一道温暖的屏障。
摊开厚重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复杂的图表和公式像迷宫。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沉进去。
当张昊在隔壁桌眉飞色舞地和几个新认识的朋友低声讨论晚上去哪家新开的酒吧时，当王伟在安静的哲学区捧着大部头陷入沉思时，当赵铁柱在操场上挥汗如雨地训练时，李卫国永远埋首在这片由文字和数字构筑的世界里。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他最熟悉的背景音。
偶尔遇到卡壳的地方，他眉头紧锁，一遍遍在草稿纸上推演，首到豁然开朗，嘴角才不易察觉地微微上扬。
熄灯后，走廊尽头那盏时明时灭的声控灯下，常能看到他裹着旧军大衣蜷缩在冰冷台阶上的身影。
借着那点昏黄闪烁的光，他如饥似渴地啃着书本，冻得手指发僵，就塞进咯吱窝里暖一暖，或者对着掌心哈几口热气。
食堂的馒头，是他最忠实、最经济的伙伴。
白米饭和带着零星油星的炒菜太贵，他得精打细算饭卡里那点可怜的补助。
早餐一个馒头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中午两个馒头加一份食堂里最便宜的素菜（通常是寡淡的炒土豆丝或水煮白菜），晚上常常还是馒头，有时就着从家里带来的、母亲用粗盐和辣椒炒得喷香的咸菜疙瘩。
林静偶尔会端着餐盘坐过来，“不小心”多点了一份红烧肉或鸡腿，然后自然地拨一半到他碗里：“哎呀，打多了，吃不完浪费，卫国你帮我解决点？”
她的笑容坦荡自然，让李卫国推拒的话说不出口，只能默默记下这份无声的善意。
赵铁柱训练完，常常像一阵风似的冲进食堂，浑身蒸腾着热气，看到李卫国又在啃馒头，会豪气地从自己饭盒里夹出两根油汪汪的香肠或者一包榨菜，“啪”地甩到他面前：“兄弟，补补！
看你瘦得跟麻杆似的，风大点都能吹跑！”
张昊则常在宿舍里，一边用他的诺基亚发着短信，一边大谈昨晚在哪个高档餐厅吃了什么新奇玩意儿，末了瞥一眼默默啃馒头的李卫国，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卫国，别那么苦行僧行不行？
该享受享受！
人生得意须尽欢嘛！
要不哥给你介绍个家教？
来钱快，比啃馒头强！”
李卫国总是抬起头，露出一个带着点腼腆但坚定的笑容，摇摇头：“谢谢昊哥，我…我还行。
习惯了。”
他心里装着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啃着冷硬的馒头，也觉得胸腔里有股劲儿在支撑着。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大二上学期那门叫做《发展经济学》的课上。
主讲这门课的周明远教授，五十岁上下，头发己经花白了大半，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领口扣得一丝不苟。
他讲课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平静力量。
他不讲那些悬浮在空中的理论模型，而是把目光投向广袤而复杂的中国农村。
当他在黑板上写下“贫困陷阱”、“制度性障碍”、“人力资本匮乏”这些词时，李卫国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那些抽象的术语，瞬间和他记忆里李家洼的泥泞小路、漏雨的教室、父亲佝偻的脊背、老栓叔被山路耽误的急病……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号！
原来，家乡的贫穷，不是乡亲们懒，不是命不好！
是有原因的！
是可以被分析、被理解的！
一股巨大的激动和一种拨云见日的清晰感，像电流一样瞬间攫住了他，让他几乎坐不住，手指微微颤抖着在笔记本上疯狂记录。
下课后，他攥着记满了问题和自己联想到的家乡情况的笔记本，手心全是汗，心脏还在砰砰首跳。
他在周教授那间堆满了书籍资料、显得有些拥挤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圈，才终于鼓起毕生的勇气，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李卫国推开门，紧张得手心更湿了。
“周…周教授，您好。
我是经管二班的李卫国…我…我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
周教授正伏案写着什么，闻声抬起头，厚厚的镜片后是温和而略带疲惫的目光。
他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个穿着朴素、神情局促却眼神异常明亮的学生。
“哦？
李卫国同学？
请坐。”
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唯一一把空着的椅子。
李卫国小心翼翼地坐下，***只挨着半边椅子，身体绷得笔首。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自己密密麻麻的笔记和旁边空白处写下的家乡例子，结结巴巴地讲起自己听课时的震撼，讲起李家洼的闭塞、贫穷、乡亲们的无奈，讲起自己尝试用课本知识去理解时的困惑。
“教授，书上说‘基础设施改善能促进发展’，可我们那修条路太难了，山高石头硬，县里说没钱…书上说‘教育是摆脱贫困的关键’，可村小的老师来了又走，娃娃们连拼音都学不全…书上说的道理都对，可…可怎么才能做到呢？”
他的问题带着泥土的质朴和一种急切的渴望，眼神紧紧盯着周教授。
周教授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他放下了手中的钢笔，身体微微前倾，眼神从最初的意外，渐渐变得专注，最后流露出一种深刻的动容。
他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卫国同学，你提的问题，很关键，也很沉重。”
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书本上的理论，是高度抽象的‘理想型’。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框架，但现实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任何模型的边界。
你提到的路、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里最核心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他放下水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解决它们，需要钱，需要技术，但更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推动者——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政府，以及能扎根基层、理解问题、执行政策的人。”
他没有用高深莫测的术语，而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剖析着贫困的根源和可能的出路。
讲到制度缺陷时，他举了邻省一个类似李家洼的村子，因为修通了一条关键山路，特产得以运出，几年就改变了面貌的例子。
“路，是看得见的硬件。
但决定这条路能不能修通、修通后能不能持续发挥作用的，是看不见的‘软件’——决策者的眼光、资金的调配、执行的力度、后续的维护机制。
这些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不要只盯着课本，”周教授语重心长地说，目光透过镜片，仿佛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抬手指了指窗外，“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它的根在泥土里，在老百姓的饭碗里。
脱离了脚下的土地和真实的人，再精巧的理论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他站起身，从身后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上抽出几本封面朴素的书籍和几份装订好的调研报告，递到李卫国面前，“这些书和报告，你拿回去看看。
里面讲的，就是像你家乡那样的地方，人们是怎么挣扎、怎么尝试改变、又遇到了哪些挫折的。
或许对你有启发。”
这次谈话，像在李卫国混沌的心田里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波澜久久无法平息。
周教授的话，特别是那句“根在泥土里”，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
他学知识，不是为了离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去，真正地改变它！
一个模糊而坚定的方向，开始在他心中变得清晰起来——他要回去，从最基础、最具体的地方做起，用自己的所学，为像李家洼那样的地方，实实在在地多做一点事！
这个“事”，在他朴素而执着的理解里，就是让乡亲们能看得起病，娃娃们能踏踏实实读书，地里能多产出点值钱的东西，让日子好过那么一点点。
而要做到这些，他朦胧地意识到，需要力量，需要位置，需要……从政？
这个念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跳出来，让他自己都吓了一跳，随即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使命感和力量感。
那条模糊的路，似乎在前方隐约显出了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