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刘鑫，在班里人缘挺好，家里很有钱，出手很大方，而且父母都是当官的，但是学习不好，上学的时候分小组，恰巧我们西个人一小组，我俩还是同桌，因为我学习还行，我成为了小组的组长，每星期布置作业，组里刘鑫都完不成，星期天下午来的时候刘鑫问我要作业抄，那时候不懂人情世故，觉得给他抄等于害他，再加上我是组长更得应该听老师的，久而久之，我成了刘鑫最记恨的人，刘鑫本来人缘在班里就挺好，同学们对他也唯命是从，于是他就第一个挑头带大家欺负我，慢慢的我竟然成了整个班最受欺负的男生。
林坤的书桌是全班皆知的“垃圾桶”。
第一次发现死老鼠时，他正伸手去掏课本，指尖触到一团毛茸茸的冰冷，腥臭味顺着袖口往肺里钻。
他猛地缩回手，课桌下传来压抑的窃笑，刘鑫用口型说“惊喜”。
林坤盯着那团蜷缩的灰色尸体，胃里翻江倒海，却不敢作声，他试过告状，可老师翻着教案说“同学间开玩笑”，转头刘鑫就把更恶心的东西塞进了他的书包。
体育课的器材室，是被阳光遗忘的角落。
锁舌“咔哒”扣上的瞬间，外面的喧闹突然远了，只剩他的呼吸撞在落满灰尘的铅球上，弹回来变成嗡嗡的回响。
黑暗里，篮球的纹路、跳绳的塑料柄、蒙着布的跳高垫，都成了张牙舞爪的影子。
他拍着铁皮门喊“放我出去”，声音劈叉时，门外传来刘鑫的调笑：“求我啊，求了就给你开门。”
林坤蹲在墙角，后背抵着冰凉的铁柜，听着外面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夕阳从气窗斜斜照进来，在地上投出窄窄的光带，他数着光里飞舞的尘埃，首到暮色漫过脚踝，才听见清洁工阿姨“欸”的一声，拧开了生锈的门锁。
食堂的闹剧更是家常便饭。
他端着餐盘找座位，总有“不小心”撞过来的肩膀，白米饭混着菜汤泼在他胸口，热汤烫得皮肤发红。
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哄笑，有人喊“笨手笨脚”，有人假装递纸巾，却在他伸手时把整包纸巾扔进汤里。
林坤低着头，任凭黏腻的汤汁顺着校服往下淌，脚边的碎瓷片映出他通红的眼眶——他连抬头瞪回去的勇气都没有，只能等人群散去，默默捡起地上的勺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在初中三年的时间里，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日子像磨盘，一圈圈碾过初中最后两年。
我把日历翻得卷了边，每天睡前都盯着墙上那张皱巴巴的市区地图，手指在沂北高中的位置戳了又戳。
我算过，市区的高中收周边七个县镇的学生，刘鑫成绩烂得倒数，肯定考不上重点。
只要进了沂北高中，身边就都是陌生面孔，没人知道我书桌里藏过死老鼠，没人见过我被锁在器材室的怂样，我能做个全新的、安安静静的普通人。
这个念头成了我唯一的光。
课堂上，刘鑫用橡皮筋弹我后脑勺，我攥着笔杆硬扛，把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他们抢我的作业本去叠飞机，我就再抄一遍，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放学被堵在巷口要钱，我摸出兜里仅有的几块钱，心里却在默背英语单词。
我不和任何人说话，课间就趴在桌上做题，午餐啃最便宜的面包，省下时间去办公室问老师问题。
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别总闷着，和同学处好关系”，我点点头，转身继续刷题。
他们不懂，对我来说，“处好关系”就是挨欺负的开始。
那些所谓的“玩笑”，是往我水杯里撒粉笔灰；那些“打闹”，是把我推倒在泥地里。
我把所有委屈嚼碎了咽下去，化成成绩单上越来越靠前的名次。
模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排在全校第五。
刘鑫他们在走廊堵我，抢过我的成绩单揉成球，“哟，书呆子，还真以为能飞出去？”
我没理，弯腰捡起来，小心翼翼展平，夹进课本最厚的那一页。
那是我第一次没哭，因为我知道，离逃离的日子不远了。
中考结束那天，我没回家，坐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等成绩公布的电话。
蝉鸣聒噪，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当电话那头传来“沂北高中录取”的消息时，我突然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傻子。
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沿着铁轨走了很久。
远处的火车鸣笛而过，带着轰隆隆的声响奔向远方。
我想，终于可以走了。
那些腐烂的腥气，那些黑暗的角落，那些刺耳的哄笑，都要被甩在身后了。
我甚至开始想象沂北高中的样子：宽敞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穿着干净校服的同学，他们大概只会讨论习题和球赛，不会把别人的痛苦当乐子。
我把录取通知书折成小船，放进路边的溪水里。
小船晃晃悠悠向前漂去，载着我全部的、关于“重新开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