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方静，一名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标签像一枚风干的标本，无趣，却精准。我的世界由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一个叫周宇的丈夫，和无数个循环往复的日夜构成。
周宇，一名建筑工程师。提起他，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词永远是“木讷”。第二个词，是“可靠”。他像他亲手设计并监理的那些桥梁，坚固，实用，沉默地承载着一切，但你别指望从桥身上看到任何花哨的雕刻。
我们结婚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足以让一杯滚烫的开水彻底放凉，甚至结冰。我们的婚姻就是那杯凉白开，解渴，维持生命，却寡淡无味。我时常在深夜里，看着他沉睡的、毫无防备的侧脸，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我怕自己会在这潭死水里，慢慢窒息。
我抱怨过。在他又一次忘记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在他把情人节的玫瑰花买成康乃馨的时候，在他面对我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只会说“辛苦了，快吃吧”的时候。
“周宇，你能不能学学别人？”我把叉子扔在盘子里，发出刺耳的声响，“人家电影里，丈夫都会给妻子惊喜，会说‘我爱你’。你呢？你嘴里是不是没长这根舌头？”
他总是愣一下，放下筷子，那双因常年看图纸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会流露出一丝我读不懂的、混合着歉疚与疲惫的情绪。然后，他会笨拙地夹一块我爱吃的糖醋排骨放到我碗里，低声说：“我……我知道了。下次，下次一定。”
“下次”，永远是他的口头禅。
他三十岁生日那天，轮到我给他准备晚餐。我没什么新意，还是他最爱吃的那几样家常菜。他回来时，满身尘土，安全帽上还沾着未干的水泥点子。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把脸埋在我的颈窝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静静，对不起，又回来晚了。”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浓重的鼻音。
“知道晚还这么拼命。”我拍拍他的背，心里那点怨气被他身上的汗味一冲，也散得差不多了，“快去洗洗，菜都要凉了。”
他却没动，抱得更紧了。“静静，再等我一下。很快，很快我就给你一个惊喜。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惊喜。”
“惊喜？”我失笑，“你能准时下班就是最大的惊喜了。”
“不是，这次是真的。”他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像淬了火的星星，“一个能让我们重新开始的惊喜。”
我愣住了。那晚，他吃了三大碗米饭，话也变得多了起来，反复说着那句“很快了”。我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心里那潭死水似乎被投下了一颗石子，漾开了一圈圈涟漪。我开始期待，期待他口中的那个“惊喜”。
我等来的，却是一通来自医院的、冰冷的电话。
“请问是周宇先生的家属吗？他……在工地发生了意外，正在抢救，情况很危险，请您立刻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来。”
世界在那一瞬间静止了。电话从我手中滑落，摔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赶到医院的，只记得抢救室门顶上那盏红灯，像一只嗜血的眼睛，灼烧着我的灵魂。
几个小时后，灯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写满了无能为力的疲惫。他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我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悲伤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我的喉咙，也冻结了我的泪腺。我只是呆呆地站着，看着那扇门，仿佛下一秒，周宇就会像往常一样，挠着头走出来，对我说：“静静，我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
他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一具盖着白布的、冰冷的身体。
处理后事时，警察把周宇的遗物交给我。一个磨损的钱包，一串钥匙，还有一部屏幕已经摔得四分五裂的手机。那部手机，我给他买的，用了不到一年。我摩挲着屏幕上蛛网般的裂痕，指尖传来一阵刺痛。我想，我应该从这里面，找到一些我们共同的回忆，一些能证明我们这五年并非一片空白的证据。
手机 miraculously 还能开机。我颤抖着手，点开相册。里面除了几张我们的合影，大部分都是工地的照片——钢筋、水泥、图纸，那些我看不懂的、冰冷的东西。我有些失望，退出来，又点开了短信。
收件箱里空空如也，他似乎有随时清理的习惯。我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屏幕，点进了草稿箱。
里面只有一条信息。一条未来得及发出的信息。
编辑时间，是他出事前一分钟。
内容很短，只有三个字。那三个我梦寐以求，却从未从他口中正式听过的字。
“我爱你”。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几乎要跳出胸腔。巨大的狂喜和酸楚瞬间席卷了我。原来，他不是不说，他只是……准备用这种方式告诉我。这就是他的惊喜吗？在这个该死的、夺走他生命的工地上，他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告诉我他爱我。
我含着泪，笑了。可当我看到收件人那一栏时，我脸上的笑容，连同我刚刚升起的全部希望，瞬间凝固，然后寸寸碎裂。
收件人，不是我。不是备注为“老婆”或“静静”的我。
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备注着三个字：梁医生。
那一刻，时间仿佛倒流回了医院，抢救室的红灯再次亮起，但这一次，它灼烧的，是我那被愚弄了整整五年的、可悲的婚姻。
世界，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