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受雇于一家即将倒闭的机床厂担任技术工程师。 表面勤恳敬业，

暗地却盯上了老板办公室角落那个两吨重的老式机械保险箱。 为这一票，

我整整耐心蛰伏了八个月：记录保安每小时的巡逻线路，摸清所有监控死角的路线，

还故意去外省的工程项目出差，制造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在一个暴雨夜后，

我戴着遮住大半张脸的焊工面罩，携带自制工具从通风管悄无声息潜入。

精心制作的吸音布包裹在撬棍和钻头操作点消除噪声，特制油灰抹走每一步足迹，

连汗水都被特殊材料衣料隔绝在皮肤上。 保险箱的转盘齿轮被技术性地磨损复位，

开锁痕迹在特制溶剂下彻底消失。 整个行动只用了三小时十七分钟，

保险箱内二十万现金和十五万金条尽入囊中。 最后我如常返回项目工地继续上班，

厂里所有人都深信是外地流窜惯犯干的。 三个月后我带着全部赃款，

平静地去另一个城市找到了愿意跟我走的女人。 直到今天，

那批铝制齿轮早已熔在工厂设备上，所有痕迹都烟消云散。

1997年深秋，那家挂着“红光精密机床厂”牌子的破败厂房，

像条搁浅的巨兽趴在城市边缘。铁皮屋顶锈得泛红，雨水腐蚀的痕迹如同蜿蜒的泪痕，

空气里总是浮着一股陈年机油和金属粉尘混合的沉闷气味。我走进厂房大门，

熟稔地和传达室老黄打了声招呼，那张皱纹深得能夹住铅笔的脸上挤出一点笑容。

他是最后一个还愿意和这垂死工厂捆绑在一起的人。

办公室在厂区最深处，

玻璃隔开了生产车间的喧嚣——如果那些隔三差五才零星响起的机床运转声还能算喧嚣的话。

老板赵福贵，这厂子的名字就像个讽刺，他本人早就被债务压垮了精神，

整天瘫在那张红木大班台后面，臃肿的身体深陷进真皮沙发里，眼神浑浊，

烟灰缸里塞满烟蒂，桌上一杯浓茶永远冒着热气。

我的办公桌离他不远。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厂里技术科的“资深工程师”，

负责解决那些老掉牙机床时不时发作的“抽风症”。薪水勉强糊口，

但足以支撑我扮演一个安分、甚至有些勤奋的角色。我低头看着摊开的图纸，

眼角余光却精准地锁定在办公室最不起眼的角落。那里，立着那个目标。

笨重、表面布满厚重绿漆的怪物——一个型号起码有二十年历史的两吨级华光牌机械保险箱。

厂里没人知道赵福贵为什么会在办公室放这个老古董。这大家伙本身，就是它最好的守卫。

整整八个月。对有些人来说，不过春夏秋冬的一个轮回。对我来说，

这是细致到偏执的打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