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清晨的寒露中醒来的。
那天，天还没亮，炕头冷得像石板，我睁开眼时，看到父亲蹲在灶台前，身影被油灯拉得很长很长。
他在煮饭，锅里冒着薄烟，火光跳动，他的脸一半亮着，一半陷在黑暗里。
那是我第一次上学的早晨。
母亲早就收拾好了我的衣服——那是一件哥哥穿过三年的旧棉袄，用蓝布补过三次，袖口脱线，但她用她最细的针脚缝过，像是在对待什么贵重的礼物。
她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父亲没多说话，只是拉着我，出了门。
天还黑着，我们穿过村口的麦田，脚下是满是露水的田埂。
他走得很快，我小跑着跟着。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急，但我知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只手粗糙、温热，有力。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村小学门口。
那是一排低矮的土砖房，屋顶上有鸟巢，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红旗。
老师还没来，父亲就站在门口，看着我，像在看一块砖，一块准备送进窑炉的砖。
“记住啊，小彻，人穷不能志短。”
“你这辈子，一定要走出去。”
他把书包递给我，那是他亲手缝的，用旧米袋和帆布做的。
他蹲下身子看着我，我才第一次发现，父亲的眼睛很深，像是藏着许多话，却说不出口。
我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在朝阳中慢慢融化，像一只老狗，走进田野。
那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窗户是破的，风从洞里灌进来。
我用袖子擦着鼻涕，抬头看着黑板上的字，却没怎么看懂。
我想起父亲的手，那只手曾提着锄头，也牵着我走过田埂、河边、暴雨、寒冬。
我那天什么都没学会，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我不能失败。
---我叫萧彻。
1972年出生于中部某省的一个县城下辖乡村。
我们家有五口人，爷爷奶奶早逝，父亲是生产队队长，后来下岗去砖厂打工，母亲在家种地。
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不惹事。
因为我知道，只有分数能把我从那片泥地里拽出来。
我最怕过年。
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放鞭炮、买新衣，我只能缩在炕上看窗外的烟火，想象着，城市的孩子会不会也在过着一样的生活。
但父亲说得好：“别眼红，咱们穷，可你有出息，他们到头也就是个村主任。”
我从小听懂了这句话。
出息，是我家最后的赌注。
---1989年，我参加高考。
那一年，我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家，坐火车去县城，独自住在旅店里。
我记得考试那天，天特别热，汗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
我写得很快，交卷比别人早十五分钟。
当时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记得手指一首在抖。
分数出来后，我被录取进A省大学政法系。
那一天，父亲喝了半斤白酒。
他一边喝一边掉眼泪，骂骂咧咧地说：“我他娘的就知道我崽行！”
母亲悄悄把录取通知书放进一个红布袋子里，塞在柜子最深处，说：“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
他们砍了一头猪，卖了半辆自行车，换来我第一年的学费。
我没有回头地走了。
那天，在村口送我的父亲，还是拉着我的手。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其实那一天，我的手早己不再需要他的牵引了。
但我依旧没有挣脱，只因为我知道，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能像小时候一样拉着我往前走。
---大学西年，我几乎没有娱乐。
不是因为清贫，而是因为焦虑。
我知道，我不是来享受的。
我是来“脱胎换骨”的。
政法系是个现实而锋利的地方，学生分两种：要么家庭有背景，要么靠实力生存。
我显然是后者。
但我很快意识到，仅有成绩是不够的——你得“被人看见”。
我加入学生会，参加辩论赛，组织模拟法庭，甚至帮忙代写讲稿给老师。
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人记住我，哪怕只是一个名字。
终于，在毕业前夕，校党委书记单独找我谈话。
他说：“萧彻，我们给你推荐去X市政法系统实习，那边缺人。”
我知道，那不是“缺人”，是他给我留的“位置”。
我点头，说谢谢。
但我没有说，那是我几年来，最大的野心初步实现的标志。
---我踏入体制的那天，是1993年6月15日。
我穿着唯一一套西装，挤在X市检察院三楼办公室一角。
我没桌子，只能和另一个老书记员共用。
他们都以为我会很快离开，撑不下去。
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才是我真正的起点。
我不是来“混饭吃”的，我是来“往上爬”的。
所以我忍了，忍每一次被使唤、被轻视、被踢出会议的时刻。
我装傻、装呆，但我偷偷记下每一个人的喜好、弱点、关系图谱。
我不在牌桌上下注，我在背后画局。
后来，我才明白，那叫做“政治嗅觉”。
---五年后，我成了最年轻的科员，也成为了副检察长身边的“红人”。
一次偶然的公文写作，让副检很满意。
他拍着我的肩说：“小萧，有你的。”
那一夜，我在出租屋喝了一整瓶矿泉水，想象那是茅台。
那一刻，我己经不是农村那个孩子了。
我开始相信，我能爬得更高。
---卷尾小记 · “我在回忆录中写下”＞ 父亲的那只手，如今早己风干在土里。
他没能看到我穿上正装，坐进体制的高位上，但他应该知道——那一年清晨，他拉着我的那只手，没有放错。
可惜的是，我后来，放开了他的那一份善良。
那天，天还没亮，炕头冷得像石板，我睁开眼时，看到父亲蹲在灶台前，身影被油灯拉得很长很长。
他在煮饭，锅里冒着薄烟，火光跳动，他的脸一半亮着，一半陷在黑暗里。
那是我第一次上学的早晨。
母亲早就收拾好了我的衣服——那是一件哥哥穿过三年的旧棉袄，用蓝布补过三次，袖口脱线，但她用她最细的针脚缝过，像是在对待什么贵重的礼物。
她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父亲没多说话，只是拉着我，出了门。
天还黑着，我们穿过村口的麦田，脚下是满是露水的田埂。
他走得很快，我小跑着跟着。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急，但我知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只手粗糙、温热，有力。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村小学门口。
那是一排低矮的土砖房，屋顶上有鸟巢，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红旗。
老师还没来，父亲就站在门口，看着我，像在看一块砖，一块准备送进窑炉的砖。
“记住啊，小彻，人穷不能志短。”
“你这辈子，一定要走出去。”
他把书包递给我，那是他亲手缝的，用旧米袋和帆布做的。
他蹲下身子看着我，我才第一次发现，父亲的眼睛很深，像是藏着许多话，却说不出口。
我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在朝阳中慢慢融化，像一只老狗，走进田野。
那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窗户是破的，风从洞里灌进来。
我用袖子擦着鼻涕，抬头看着黑板上的字，却没怎么看懂。
我想起父亲的手，那只手曾提着锄头，也牵着我走过田埂、河边、暴雨、寒冬。
我那天什么都没学会，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我不能失败。
---我叫萧彻。
1972年出生于中部某省的一个县城下辖乡村。
我们家有五口人，爷爷奶奶早逝，父亲是生产队队长，后来下岗去砖厂打工，母亲在家种地。
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不惹事。
因为我知道，只有分数能把我从那片泥地里拽出来。
我最怕过年。
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放鞭炮、买新衣，我只能缩在炕上看窗外的烟火，想象着，城市的孩子会不会也在过着一样的生活。
但父亲说得好：“别眼红，咱们穷，可你有出息，他们到头也就是个村主任。”
我从小听懂了这句话。
出息，是我家最后的赌注。
---1989年，我参加高考。
那一年，我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家，坐火车去县城，独自住在旅店里。
我记得考试那天，天特别热，汗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
我写得很快，交卷比别人早十五分钟。
当时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记得手指一首在抖。
分数出来后，我被录取进A省大学政法系。
那一天，父亲喝了半斤白酒。
他一边喝一边掉眼泪，骂骂咧咧地说：“我他娘的就知道我崽行！”
母亲悄悄把录取通知书放进一个红布袋子里，塞在柜子最深处，说：“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
他们砍了一头猪，卖了半辆自行车，换来我第一年的学费。
我没有回头地走了。
那天，在村口送我的父亲，还是拉着我的手。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其实那一天，我的手早己不再需要他的牵引了。
但我依旧没有挣脱，只因为我知道，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能像小时候一样拉着我往前走。
---大学西年，我几乎没有娱乐。
不是因为清贫，而是因为焦虑。
我知道，我不是来享受的。
我是来“脱胎换骨”的。
政法系是个现实而锋利的地方，学生分两种：要么家庭有背景，要么靠实力生存。
我显然是后者。
但我很快意识到，仅有成绩是不够的——你得“被人看见”。
我加入学生会，参加辩论赛，组织模拟法庭，甚至帮忙代写讲稿给老师。
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人记住我，哪怕只是一个名字。
终于，在毕业前夕，校党委书记单独找我谈话。
他说：“萧彻，我们给你推荐去X市政法系统实习，那边缺人。”
我知道，那不是“缺人”，是他给我留的“位置”。
我点头，说谢谢。
但我没有说，那是我几年来，最大的野心初步实现的标志。
---我踏入体制的那天，是1993年6月15日。
我穿着唯一一套西装，挤在X市检察院三楼办公室一角。
我没桌子，只能和另一个老书记员共用。
他们都以为我会很快离开，撑不下去。
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才是我真正的起点。
我不是来“混饭吃”的，我是来“往上爬”的。
所以我忍了，忍每一次被使唤、被轻视、被踢出会议的时刻。
我装傻、装呆，但我偷偷记下每一个人的喜好、弱点、关系图谱。
我不在牌桌上下注，我在背后画局。
后来，我才明白，那叫做“政治嗅觉”。
---五年后，我成了最年轻的科员，也成为了副检察长身边的“红人”。
一次偶然的公文写作，让副检很满意。
他拍着我的肩说：“小萧，有你的。”
那一夜，我在出租屋喝了一整瓶矿泉水，想象那是茅台。
那一刻，我己经不是农村那个孩子了。
我开始相信，我能爬得更高。
---卷尾小记 · “我在回忆录中写下”＞ 父亲的那只手，如今早己风干在土里。
他没能看到我穿上正装，坐进体制的高位上，但他应该知道——那一年清晨，他拉着我的那只手，没有放错。
可惜的是，我后来，放开了他的那一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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