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十年代初的豫省农村，穷是刻在骨子里的。“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
五十大元。”这个顺口溜，像福音一样传遍了中原大地的每一个村庄。
所谓的“单采血浆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它们往往就设在废弃的乡镇小学或卫生院里，设备简陋得令人心惊。我曾亲眼见过那个流程。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村民排着队，把胳膊递过去。血液从他们身体里抽出，通过一台离心机，
将血浆分离出来。然后，为了避免贫血，血站会将剩下的所有红细胞混合在一起，
再回输给卖血者。混合。回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操作时，头皮都炸了。
作为一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我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
那么经过这台离奇的“混合器”，病毒就会像瘟疫一样，播撒到所有人的身体里。
这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医疗，这是中世纪的巫术！可没人听我的。站长李大强，
一个靠着裙带关系上位的退伍兵，对我那套“科学理论”嗤之以鼻。“王医生，
你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不懂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他翘着二郎腿，
用夹着烟的手指点着我，“乡亲们穷啊，家里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盖房子要娶媳妇，
哪样不要钱？现在有这么个好机会，不偷不抢，献点血就能挣钱，多好的事！
”“可这会死人的！”我急得眼睛都红了。“死人？”他夸张地笑了起来，“谁死了？
我怎么没看见？我只看见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村里的小卖部连‘健力宝’都开始卖了。
王平，我劝你少管闲事。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断了乡亲们的财路，
他们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我的丈夫赵卫国，在县政府工作，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
他听了我的担忧后，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叹气。“平，这事……水太深了。
”他给我掖了掖被角，语气里满是愁容，“这血站是县里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
每年给县财政贡献不少呢。李大强的大舅子，就是卫生局的副局长。你一个防疫站的小医生，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可我是医生！”我从床上坐起来，看着窗外的月光，
“我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
”他声音也高了一些，“我们的儿子小远才六岁！你这么一闹，
万一……万一工作丢了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我沉默了。
我看着床头柜上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远笑得天真烂漫。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揪住，疼得喘不过气。一边是素不相识的乡亲，一边是我挚爱的家人。
那几天，我像个游魂一样。白天，我看着血站门口排着的长队，
那些淳朴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脸，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晚上，
我听着儿子熟睡的呼吸声，又感到一阵阵后怕。我试图绕开李大强，
把报告直接交到县卫生局。可我连那位副局长的门都没进去。
办公室的秘书客气地收下我的材料，说领导很忙，会抽空看的。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我的报告，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深不见底的潭水，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反而是李大强，
第二天就开着他的摩托车，耀武扬威地停在我面前。“王医生，听说你去县里告我的状了？
”他吐掉嘴里的烟头，用脚碾了碾，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
但别用错了地方。不然，容易摔跟头。”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
这是一张巨大的、由利益织成的网。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而我，只是这网上，
一只想要挣扎的飞蛾。2我的挣扎，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打压。防疫站里，
同事们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畏惧。
我申请的防疫经费被莫名其妙地卡住了，我负责的下乡普查工作，也被调给了别人。
李大强甚至在全站大会上，指桑骂槐。“我们队伍里，有个别同志，思想僵化，
见不得单位好，见不得乡亲们富裕！总想搞点事情出来，破坏我们的大好局面！这种人，
就是人民的罪人！”台下掌声雷动。我坐在角落里，只觉得浑身冰冷。
丈夫赵卫国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单位里开始有风言风语，说他老婆是个“神经病”，
要砸大家的饭碗。他回家后，唉声叹气的时间越来越长，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平，
算了吧。”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红着眼睛求我，“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我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行不行？”我看着他憔悴的脸，心如刀割。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是不是太自不量力，太异想天开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噩耗，像一道惊雷，将我彻底炸醒。邻村的年轻人，叫栓子，
死了。我记得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长得高高壮壮，为了攒钱娶媳妇，
几乎每周都去卖血。上次见他，他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他已经攒够了彩礼钱，年底就办喜事。
可他却突然死了。官方的说法，是“重感冒不治”。我不信。我托了在县医院的同学，
偷偷拿到了栓子的血液样本。在防疫站那台老旧的显微镜下，
我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如同魔鬼宣告的阳性结果。我冲进栓子家时，
他年迈的母亲正哭得死去活来。他的未婚妻，一个同样年轻的姑娘，跪在灵堂前，眼神空洞，
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婶儿……”我喉咙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栓子的母亲抬起头，
看到我身上的白大褂，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抓住我：“王医生！你救救俺儿！
他们都说他是感冒死的，我不信！俺儿身体好得很，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血站害的？”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
看着她身后那间刚用卖血的钱翻修一新的瓦房，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一晚，我没有回家。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里，
将我偷偷收集到的所有血样，全部重新检测了一遍。一份，两份，十份，三十份……阳性！
阳性！还是阳性！触目惊心的红色标记，像一把把尖刀，刺得我眼睛生疼。
这不是一个两个病人的问题，这是一场即将席卷整个中原大地的，无声的瘟疫！
我不能再等了。县里、市里，都已经被那张利益大网覆盖。我要去更高的地方，我要去北京！
我把所有的报告、数据、化验单，都复印了三份，一份藏在老家的砖缝里，
一份寄给了我在北京的大学老师，最后一份，我用油纸包好，紧紧地贴身藏着。我跟丈夫说，
单位要派我去省城学习。他没有怀疑，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临走前，
我抱了抱我的儿子小远。他软软的小身体靠在我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早点回来。
”我忍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我只知道，
如果我不去，将会有千千万万个像栓子一样的年轻人，再也回不来。将会有千千万万个家庭，
像他家一样，支离破碎。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在“哐当哐当”的声响中，
火车像一头义无反顾的巨兽，载着我，冲向了那片未知的、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迷雾之中。
3北京的风，比豫省的要硬朗，也更凛冽。我揣着那份比我生命还重要的材料，
站在了国家卫生部的大门前。高耸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
我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彷徨，都被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念所取代。我知道，在这里，
我将得到回应。因为我知道，在那些被利益蒙蔽的角落之上，永远有更清醒、更坚定的眼睛，
在守护着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我没有预约，也没有门路。我能做的，
只是最笨的办法——等。我在大门外，从清晨站到黄昏。门卫把我当成上访的疯婆子，
几次三番地驱赶我。我只是把那份介绍信和我的医师执照一遍遍递过去，
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是河南来的医生，我有万分紧急的疫情要上报，
这关系到几十万人的性命！”我的执着，终于引起了一位领导的注意。
